猫哥说:用福柯“规训”解读社会化媒体
时间:2023-03-15 17:28:01 | 来源: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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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小助温馨提示(2018年2月10日):
一,文章主题
猫哥说:用福柯“规训”解读社会化媒体
二,文章背景
(1)福柯的空间规训话语植根于世纪、年代的社会语境,然而在当下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空间规训的策略和机制是否呈现出新的生产途径?具体来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建构了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认知,、情感经验,和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也建构了社会结构深层的文化心理、社会变迁、公共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在迪拉伊默西看来,社会化媒体直接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结构性转向。
(2)联想考点:规训,唤询,全景敞视监狱,全景全视监狱,镜像等(欢迎补充联想考点)
三、考点解读
(1)本文主要从空间规训的政治学等方面等进行梳理的。
(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吉林大学等全40多所新闻传播考研传统院校都将以简答、论述的形式考过。各位童鞋务必掌握。
一、空间规训的微观政治学逻辑如果说
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空间在商品生产中的决定性意义,福柯则将思考的重心转向了空间的规训实践及其承载的社会观念史。
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主要见于
《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著作中,主要强调权力技术在空间维度上的治理策略和规训实践。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聚焦于菲利普皮内尔。在福柯那里,精神病院实际上是被精心发明的“一个整齐划一的立法领域,一个道德教育场所”。“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疾病以一种合法的方式被建构并生产出来,权力话语最终在空间意义上实现了“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管制”的社会治理目的福柯。
如果说《疯癫与文明》强调一种特定的空间形态的生产之于主体规训的决定性意义,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则诠释了一种普泛的空间向度上的权力模式。福柯突破了传统的权力观念范畴,强调在空间意义上发现并理解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其空间规训思想的基本涵义可以概括为:权力话语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设计、构造与生产来完成对个体的监视和可能的改造,并使个体服从于“
权力的眼睛”的管制范畴和规约体系。具体来说,福柯借用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设想的“全景敞视监狱”。“全景监狱”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化的空间构形四周是被分成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监视者只需要站在瞭望塔上“观看”,便可以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全景监狱”虽然是监狱空间的建筑学形象,但福柯则视其为一种普遍的、典型的空间实践模式,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接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福柯进一步审视“全景监狱”的微观政治学原理,它实际上“是一种分解成观看被观看—兀统一体的机制”,“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因为“规训方法的传播并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福柯其目的就是“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由于“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空间规训实践变得愈加隐蔽而具生产性,这也是为什么福柯认为空间意义上的“规训社会”形成了——“
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
在福柯看来,
空间是权力争夺的场所,也是权力实施的媒介,空间生产实际上体现为对空间的规训实践,而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话语的空间化途径实现的。话语是一套陈述体系,旨在建立一种“排除的规则”。在逻辑严密的话语陈述体系中,空间往往按照特定的排除法则进行想象、构造、配置和生产,这使得权力可以轻易地界定并干预空间中事物及其秩序,并产生某种或明或暗的压制关系。因此,话语既是空间规训的方法,也是空间规训的附加产品。比如,从国民党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乡村改造运动,社会管理的策略之一就是按照城市文明标准,通过知识话语的空间化过程实现对农村的生产。“五好家庭户”、“十星级文明户”等象征城市文明观念的话语体系不仅被生产出来,而且强制性地进驻农村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按照特定的指标框架和参数体系对那里的卫生状况、生活起居、行为习惯等进行系统的监视、界定和改造赵旭东。可见,话语的空间化过程揭示了空间规训的微观权力运作机制——“
不是凭借权力、法律和惩罚,而是根据技术、规范化和控制来实施的”。空间因此陷入了被话语所驱赶的漫漫长夜,那里变成了权力发挥作用的场所和媒介。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的权力运作的基础。正是通过对空间的生产与管理,空间获得了“产生意义的权力,进入特定序列的权力”。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竭力还原人的本质——人仅仅是一种知识形式,而且是权力试炼的对象。现代社会发明了一系列空间“操作技术”,其目的就是将空间变成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以此完成对主体的管理和支配。具体来说,地形测绘、人口统计、身份验证、监视摄像、身体检査、追踪及电子传媒的隐性在场,制造了一个个看似密闭却实则透明的社会性空间。正是因为空间的封闭特征和透明状态,监视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一种最基本的主体规训途径。比如,年的治理上类似于早期西方处理鼠疫的空间分割方式,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就是对空间进行隔离,政治学意义上的空间管制潜力被发挥到极致。医学话语不厌其烦地检査并命名每一个可疑的角落,进而在空间意义上隔断人的想象、欲望和社会性——这不正是社会管制所需要的主体形式吗?当空间按照权力的途径、欲望和逻辑而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和模样时,“通过空间的治理”成为一个逼真的微观政治学命题。可见,通过空间体现权力意志,通过空间生产主体、规训主体、管理主体,通过对空间的“
技术操作”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这是现代政治非常隐蔽的治理策略。
二、可见性生产与空间的社会化过程何塞·凡·戴克,
将社会化媒体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对人的社会性和聚合性的生产,其标志性产品是由粉丝数、转发量、关注度、互动率等数字化指标所表征的人脉关系,而这恰恰构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借助关注、分享、评论、转发、私信、拉黑等互动途径,社会化媒体实际上是一个具备人脉关系再造与社会动员能力的信息互动平台,通过对微文本形态如微博、微小说、微电影、微摄影、微访谈)的生产与传播而完成其赖以存在的社交圈子的再生产。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动戏剧性地征用并复制了现实人际交往的各种关系逻辑,日常生活中那些温情脉脉的想象方式和交往观念在这里得到了微妙而传神的象征性表达——有一种相爱叫互粉,有一种分手叫取消;有一种不爱叫评论,有一种调情叫私信;有一种暗恋叫关注,有一种力量叫转发;有一种冷酷叫拉黑,有一种暴力叫加密……
社会化媒体的根本使命就是
重构社会关系,而且特别强调在空间意义上发现、激活并搭建新的人脉网络,这一过程正是通过空间的社会化途径实现的。诸如微博的“周边的人”、微信的“摇一摇”、陌陌的“地点留言”、人人的“人人报道”、遇见的“邂逅游戏”、群群的“随意群组”等社会化媒体应用服务大都致力于发现、激活并搭建空间之间的关系,并藉此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联系。在微信的“摇一摇”中,如果两个人同时摇动手机,两个陌生的空间便极具戏剧性地建立了某种微妙关系。当一个空间被其它空间所识别、所认领、所发现,它便从其原始的属性和状态中抽离出来,进入社会化的关系网络中,这一过程对应的正是空间的社会化生产。
空间的社会化过程建立在空间的可见性基础上,社会化媒体使得可见性的生产更隐蔽、更彻底、更具生产性。
在福柯那里,可见性的生产,既是空间规训的方法,也是空间规训的附加产品。可见性生产建立在监视机制之上,而监视是一种最常见的官僚形式和约束方法。监视的主要后果就是在被监视者身上“造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正如福柯所指出的,“
现代社会进入了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之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关注的原则。”空间规训的基本策略体现为对空间可见性的生产,使得空间中的个体“具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人们不知疲倦地发表微博、更新状态、发起会话,过度地分享着自己的位置、行为、心情甚至一切私密的话题,在观看他人的同时,也在别人的目光压力下本能地调整着自己的网络状态,暴露自己与窥视他人成为一个同步交织的行进过程。至此,“社会从原先单向透明的权力国家过渡到全景透明的网络社会”。
霍尔·尼兹维奇在《偷窥日记》中指出,当前文化样式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流行文化转向窥探文化。窥探文化是一种“有话就说、有事就秀”的文化现象,本质上途释的是
现代性冲击下被科技浸淫的“喧嚣的孤独”。在急速旋转的碎片化传播实践中,当代社会进入了一个由微博、微小说、微电影等微文本形态所主导的“
类象时代”,人们更多地依靠技术交流而非现实交流来确认自我的主体认同。由于媒介化交流逐渐取代了真实的交流状态,“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贝斯特凯尔纳,人们在拥挤的人群中反倒倍感孤独,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被进一步碎片化。为了对抗孤独与无聊,“
窥探”与“
炫耀”成为现代人重建社群关系、寻求替代性身份认同。以此揭示社会化媒体所搭建的新兴的文化生态。显然,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绝对开放的窥视“秀场”,并且将“过度分享”彻底转化为一个生产性的消费过程。
在空间可见性的生产策略上,社会化媒体并不是对可见性的简单试探,而是对可见性的直接描述和可视化表征。如今,微博、微信、人人、陌陌、图钉、啪啪、密友、飘信等社会化应用纷纷转向移动终端,并且都内置了“基于位置的服务”功能。当用户发布信息时,系统会附上个人所处位置的地缘位置信息,同时在电子地图上标注出来,再加上随手拍照所携带的空间实景信息,空间的可见性不仅被发现了,而且被可视化表征了。微信的“附近的人”、陌陌的“地点留言”、人人的“人人报道”、遇见的“邂逅游戏”、群群的“随意群组”都是
根据技术来发现并激活可能的社交关系,不仅呈现空间的可见性,同时呈现空间关系的可见性,即空间被置于一张脉络清晰、有迹可循的大网中,人们可以轻易地把握空间之间的信息流动和结构关系。因此,空间规训本质上体现为对空间的公开化、透明化、可视化处理,原本私密的、黑暗的个人空间被推向公共消费领域,成为资本、理性和权力可以把握的生产对象。参考文献:
1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
2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杭州涨江摄影出版社
3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4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