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邯郸数百人卷入出生证买卖大案:大量公职人员参与其中,有购买者涉嫌为
时间:2023-08-05 04:48:01 | 来源:网站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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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邯郸数百人卷入出生证买卖大案:大量公职人员参与其中,有购买者涉嫌为被拐儿童洗白身份:在浙江省邯郸市成安县的东保庄村,很多人并不清楚本村的杨丽是谁。即便知道的,听到名字也是满脸狐疑:“你找她干什么,她早就进监狱了。”
对于这个名字,村里人似乎很敏感。他们拒绝指出杨家具体位置,也不愿透露其丈夫的联系方式。就连一开始非常热心的村主任,后来也不接电话了。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觉得丢人。”村民私下透露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杨丽犯下了“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被法院判刑六年六个月。
杨丽此前曾参与大量有关《出生医学证明》(简称出生证)的买卖。有警方官员称,这些被倒卖的证件,涉及到一些被拐儿童的身份洗白问题。
鲜有外人知道,在家务农的杨丽,是如何深度参与了这起有关出生证的买卖大案,而该案引起的后续影响,至今没能完全消除。
据悉,这起案件涉及邯郸市的临漳县、成安县、大名县、邯山区、涉县、武安市、冀南新区等多个县区市,临漳县则是重灾区,大量基层卫生系统的人员亦被牵扯进去。
发生在邯郸多地的出生证买卖案件,被指定到大名县办理。摄影:樊夫
由于是系统性参与,邯郸方面只得将案件指定到大名县办理。
“涉案人数高达数百人。”大名县当地一警察说,“虽然已持续三四年了,可法院现在仍没全部判决完毕。”
不过,记者经多方采访,未能证实杨丽在整个事件中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但诸多涉案人都提到了她的名字,甚至有不少公职人员也主动给她当起了下线。
成安县东保庄村,是出生证贩子杨丽(化名)的老家。摄影:樊夫
公职父子在网上买卖出生证,儿子看父亲挣钱“眼红了”
中国的出生证虽然自1996年才开始使用,但却是名副其实的“人生第一证”:没有它便无法落户,而办理留学、移民签证等事宜,也都需要出生证。
如果孕妇正常生产的话,这个证办理起来非常简单。可对于一些超生、非婚生、非法收养以及被拐卖的婴儿来说,这个证是无法正常获得的。寻租空间就这样产生了,而早于杨丽几天被抓的高小军,就是这利益链中的其中一员。
高小军今年51岁,此前在邯郸市大名县中医院“评残”部门任职,是一个在小城有着稳定工作的中年人。
尽管高小军在大名县中医院工作,可通过他办理的出生证并非出自本院。他的上线共有3人,家住成安县的杨丽是其中之一。
高小军最早卷入出生证买卖,是在2016年。当年,为了能让自己办理的证件更加逼真,他还花了180元,在网上买了一枚卫生局的假印章。
在2017年初,高小军通过网络认识了杨丽,两人通过微信沟通后,合作就达成了。杨丽说,日后需要办证时,就到成安县人寿保险公司附近找她,每本证件收费4000多元。高小军觉得价格可行,随即将杨丽的手机号标注为“嫂子”。
有了杨丽的渠道,高小军的生意就正式开张了。他的拉人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微信朋友圈和QQ群发布广告:“办理出生医学证明,158××××8286”。他一边办证,还一边发展自己的下线。
很快,一个姓邢的人联系到高小军,自称要为孙女办出生证,高小军收了他8000元。后来一个焦姓男子也说要为孙女办证,他在先支付了1.4万元证件费用后,又另加2000元买了一套虚假的孕妇住院病历。
在找高小军的众多买证者中,很多人都说孩子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比如房某、白某、范某、郝某等,都承认是为“抱养”的孩子办证。这种情况,证件价格一般在1.4万至2万元之间。
而那些需要办证的人,有的是直接联系到高小军,有的则是通过层层下线操作。
“我通过一个姓安的中间人,为抱养的女儿办了一份出生医学证明,花费1.8万,过了三四个月才办下来。”一买证人说。安某表示,他是通过龙王庙镇卫生院的人联系到高小军的。
每一笔生意中,不管高小军实际收了多少钱,杨丽都只抽成4000多元,其余都归高小军。
在巨额利润诱惑下,高小军的儿子张某宽也参与进来了。张某宽出生于1991年,当时在大名县城乡规划局工作。他坦言,看着父亲“一个证就挣了五六千元”后,自己“眼红了”。
紧接着,他便学着父亲的样子,也在微信朋友圈、QQ群里发广告:“办理出生医学证明,131××××5052”。
当有人与其联系时,他每本证开价1.5万至1.8万,谈好价格后,张某宽便将父亲的电话发给对方,让办证人带着手续和钱过来办理。
利用这种方式,张某宽在很短时间内,就卖出去了20多份出生证。
对于这种非法生意,高小军从不避讳,他常让买证者到大名中医院门口取证,办证周期一般在两三个月。在这期间,除杨丽外,他又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姓李和姓马的人。
通过这三个人,高小军先后买卖了61份出生证,获利数十万元。高小军的层层下线也很卖力,他们同样将办证广告发到朋友圈,并曾将一本出生证卖到了2万多元。
在高小军的下线中,除社会人员外还有公职人员。大名县大名镇计生办一职工,在分别收了两人2.3万元后,找高小军买了2本出生证,获利1.6万元;大名县人民医院一医生,也分别收了两人1.5万元,通过高小军办了证。
除大名县的人外,魏县张二庄卫生院的人,在收了别人1.4万元后,也跑到大名找高小军办理出生证。
一办证者表示,找高小军办证很简单,只需提供孩子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页、结婚证复印件就可以,“办下来的是真证,在公安局能落户口。”
另有三位办证者表示,出生证上孩子的姓名、出生日期,都可以随意填写,连从未住院生产的“母亲”,也能办出自己名下的整套住院病历。
“从程序上来看,这些证上的孩子就是自己的。”买证人说,“除非做亲子鉴定,否则根本查不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名县通过高小军办下来的证,几乎全由临漳县核发。
2018年5月5日,高小军被大名县公安局刑拘后,警方将他关在馆陶县看守所。案件经过侦查、起诉、审理后,高小军最终因“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获刑4年。
不过,包括高小军的儿子在内,他的下线们均被判缓刑。
养猪场老板成办证大佬,多名卫生系统人士当起下线。
2018年5月18日,在高小军被大名警方刑拘后的第13天,他的上线杨丽也被抓获了。杨丽是1970年生人,比高小军大1岁,她参与买卖出生证的时间跨度更长。
在杨丽的东保庄老家,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是个特别能折腾的女人。”2014年左右,她在老家成立了一家养猪场,直到案发前,村里几乎没人知道她在倒卖出生证。
杨丽(化名)的老家。摄影:樊夫
村民说,她的丈夫过完正月初八就外出打工了,而她的养猪场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电话,也早就成了空号。所以猪场老板杨丽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记者没能获得信源。
但从各种外围信息来看,杨丽在2015年就开始买卖出生证了。彼时,一个叫连巧红的邯郸市邯山区人,就通过别人提供的婴儿及父母身份信息,分别以3300元、5000元的价格,找杨丽买过两份出生证。
这个时候的杨丽,办证数量还不是特别大。从2016年开始,她不断寻找上线,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买卖市场。
杨丽的上线之一雷某说,大约在2016年春天,杨丽找到自己,希望能帮忙办理出生证。雷某便找到另外两人,打通了这个线路。杨丽答应雷某,每办一个证,给他1500元,后期涨到2500元。
顺着雷某这条线,杨丽先后办出了120多份出生证,雷某也获利7万元。挣下更多钱的杨丽,则继续扩大上线资源。当她在圈子名气变大后,又不断发展起下线。
2017年初时,杨丽的“90后”成安老乡小朱就成为了下线,杨丽每本证只收3400元,“提供小孩的姓名,父母的身份证、结婚证和户口页的复印件就行。”
见状,小朱马上为其拉生意,并将微信名改为“各种户口咨询”。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通过杨丽成功办理出20多个出生证,另有60多个还没办理出来就出事了。
在双方的合作中,小朱共赚了5.2万元。
主动想做出生证生意的,远不止农民小朱,有公职人员也陆续参与进来。
在邯郸涉县鹿头乡计生站任职的吕学梅,先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叫李改梅的人,李改梅也是杨丽的下线。
双方合作后,吕学梅通过李改梅办理出70多份出生证,每本证收3500元至4500元,里面也有所谓“抱养”的孩子。
成为李改梅的下线后,吕学梅又发展了自己的下线。她的下线包括村干部、乡镇计生干部、派出所人员,以及收废品的老人。其中,涉县公安局鹿头派出所一名协勤参与的较多。这些人的最终收费,都在5000元至1.6万元之间。
李改梅的另一个下线,是大名县府城医院院长张霄波。2017年上半年,张霄波通过微信认识李改梅后,张先后通过她办了3个出生医学证明。
这里面有个名为“李某杭”的男婴,来源非常诡异。据孩子“父亲”介绍,2015年夏天,他在西团村桥下捡到一个男婴,因孩子是捡来的,无法下户口,就托人通过张霄波办理了出生证,并落了户籍。
而李改梅的证,几乎都是通过杨丽办来的,杨丽则多是从临漳县买来的。
另一个叫李德月的人,也找杨丽办过25份出生证,这些证件均由临漳县妇幼保健院核发。其中4份还是杨丽指使李德月利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临漳县妇幼保健院以填写委托书的方式领取出来的。
当年,大量非法出生证从临漳县妇幼保健院流出来。摄影:樊夫
有医院领导卷入“黑产”,也有医生被判刑后自感委屈。
多个信源显示,临漳县的出生证“黑产”,在当地卫生系统中,早已成为公开秘密。
“这也是外地中介要去当地办证的原因。”知情人表示,“都打出品牌了,大量公职人员参与其中,外人很难知晓到底流出了多少张证。”
至于谁先打开了这个口子,记者无从调查。但从临漳县一个涉案的冀姓男子介绍来看,他从2014年就开始买卖出生证了。
据他介绍,在2014年间,有人找其办理出生证时,他先找到临漳县中医院副院长孔某彬,孔为其办理了出生证的首次签发登记表、以及虚假住院病历。每办理一份,冀给孔200元-300元手续费。
曾参与过出生证生意的临漳县中医院孔副院长。摄影:樊夫
拿着孔副院长办出的材料,冀姓男子又找到临漳县妇幼保健院书记刘某民,并办出了该院核发的出生证。每办理一份出生证,他才给刘某民书记200元钱。
但不知什么原因,孔副院长后期不再出具这种材料了。冀姓男子只好又找到临漳县中医院其他医生,并顺利办出虚假住院手续,以及出生证首次签发登记表。
当时,这位冀姓男子办证的费用并不高,他对临漳以外的地方每份收1500元,浙江省以外的1800元。这些证每转手一次,价格上涨一次,最高可至数千元。
冀姓男子先后办理的16份出生医学证明,都与临漳妇幼保健院书记刘某民有关。
实际上,刘某民的确是当地办证产业的核心人物。虽然不知道他如何踏入这行,但还是能从一些细节中看到端倪。
据原临漳韩村卫生院院长张京汉透露,2015年的一天,刘某民曾找到他,说有领导熟人要办几个小孩的出生证,“因为他是领导,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从此以后,刘某民就频频找他伪造出生证手续,“有时候拿着四五份,有时八九份不等,都是在他办公室里,我当着他的面在手续上签字、盖章。”
在这个过程中,刘某民有时会拿着小孩的信息和父母信息,让张京汉填写首次签发登记表内容;有时刘将信息都填好,张京汉只需在接生医生那里签个名字。每出一份手续,张京汉能分到几百元。
刘某民在拿到相关手续材料后,便安排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去办理本院核发的出生证。
只用了很短时间,刘某民办证的名声就传到外面,很多人慕名找来当下线。
临漳砖寨营乡一计生委职工,通过别人提供的婴儿信息,就先后找刘某民买卖过15份出生证。该县另一个乡镇卫生院职工,也以每份700元至2000元不等价格,通过刘多次买证,其中,她竟为同一个女孩买了两份。
不过,在这起大案中,也有自感委屈的涉案医生,临漳县医院医生杨某芳就是如此。
此事的背景是,临漳县医院医生李夏杰,通过他人提供的身份信息,找到本院医生王某、杨某芳签字,从而获得了出生证的首次签发登记表,然后他再给刘某民拿好处费,让其签字审批从而办理出生证,这些证再层层转卖下去。
其中,杨某芳在4份手续上签了字,总共获利400元;王某也签了两份,获利600元。
案发后,李夏杰、杨某芳、王某等人都在2020年被判了缓刑。不过,除李夏杰外,杨某芳、王某都还在临漳县医院正常上班,杨的身份是妇产科主任。
“我被开除了党籍,但保留了公职。”杨某芳说,她完全是太信任同事李夏杰了,才会在相关手续上签了字:“谁会为几百块去冒这个风险?”她坦言,自己现在仍无法接受这个处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谈及此事时,她还是会忍不住抽泣。
而经历此事的临漳县妇幼保健院,目前也正从阵痛中走出来。一副院长表示,他们规范了很多流程,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事了。
深陷出生证买卖风波的临漳县妇幼保健院。摄影:樊夫
“无论怎样,这起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行业生态。”一官方人士承认,“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目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记者无法获得更为精确的信息。但从已掌握的近40个案件来看,这些涉案人大约在2018年至2019年前后到案,法院从2019年7月左右陆续出判,至今仍在进行中。
而所有案件共涉及多少出生证?共涉及多少被拐儿童?那些非法出生证的婴儿身份如何解决?记者均未能获得官方正式回应。
不过,虽有数百人卷入了案件,但彼此的命运并不相同。他们只有少量人员被判实刑,大部分获得了缓刑。临漳县中医院那位孔副院长则未受到任何处理,仍是副院长的他说:“很多事我记不清了,我身体不好,整个事情还没全部结束呢。”
(文中杨丽、高小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