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未公开的“常戟武失踪”的研究笔记

时间：2023-07-28 00:00:01 | 来源：网站运营

时间：2023-07-28 00:00:01 来源：网站运营

有关未公开的“常戟武失踪”的研究笔记：研究常戟武失踪问题，我原笔记约一万五千多字，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基本观点一致、所分析的内容一致，但立论出发点不大一致。前一部分，就是诸位所看到的《谈常戟武的失踪问题》，七千余字，出发点在“可能性”上；后一部分《未公开的研究笔记》，八千多字，出发点在“必然性”上，我最后决定也拿出来。

这后一部分，是有关常戟武在平西“失踪”（基本上可以排除在一分区“失踪”）的分析研究。

我借助现在这个平台发布我的研究成果，而这个自媒体博客平台对有关平西挺进军的研究文章审查得如此严格，我有关平西挺进军研究的十几篇文章，只有三篇文章可以面世，其余都被严密封杀，拿不出来。我始终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这也使得我对再涉及到平西挺进军内容的研究格外谨慎。

而研究常戟武失踪问题，绝对离不开平西这个地理环境，也绝对离不开1939年春天这个时间段，当然也更离不开当时在平西地区正在改编组建的肖克挺进军。你要想搞清楚当年常戟武的离奇失踪，就绝对离不开这个地理环境、这个时间段、还有组建中多灾多难一波三折的平西挺进军。

有关常戟武“失踪在晋察冀”证据，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出自《杨成武回忆录》。

《杨成武回忆录》写作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比杭州军区组织人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稍晚一点，为的是使《杨成武回忆录》更准确地与《聂荣臻回忆录》的基本内容保持一致，不致产生相互矛盾的地方。我很早就表过态，我对杨成武抗战时期在晋察冀的作用评价甚高，但对《杨成武回忆录》打点折扣，因为其中的确有许多“不准”的地方。

比如你根本看不到的有关“常戟武的任何文字”。

1938年的3-4月间，赵侗带领五支队一直在涞源县与杨成武一分区八路军并肩作战，这就是“二道河战斗”。涞源县是1938年杨成武一分区八路军的核心地区，不在以平西斋堂为驻扎地的五支队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五支队在涞源县作战，很大程度上是应杨成武的要求来战斗的，是一分区八路军“浮图峪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

《杨成武回忆录》的97页中提到，在二道河战斗中，纪亭榭“胳臂中了一弹”，战后住进了“军区医院”。而在二道河战斗中同样负伤，伤势比纪亭榭更加严重，在五支队中地位也比纪亭榭更高的参谋长常戟武，《杨成武回忆录——敌后抗战》中却只字不提。我前后反复读了几遍，杨成武就像把常戟武彻底遗忘了一样，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一时间，不祥之兆浮上我的心头：杨成武可能不熟悉、但不可能不认识辅助赵侗指挥作战的五支队参谋长常戟武。如果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常戟武，是很正常的；而如果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只字不提这个人，就属于“绝对不正常”，背后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杨成武回忆录——敌后抗战》是在一分区写作班子的帮助下合力完成的，不应该出现“人物丢失”这样的集体失忆的问题。我分析，《杨成武回忆录》中出现的应该是“选择性失忆”，将不利于晋察冀八路军的历史内容摈弃一边，回避不谈。

此细节证明，杨成武应该完全清楚当年常戟武的下落是什么？“常戟武的下落”就是晋察冀八路军的软肋，是其“见不得人的地方”，所以，《杨成武回忆录》中并不是忘记了常戟武这个人而不谈，而是有意对常戟武这个人物规避不谈！！！

常戟武因二道河战斗负伤，没有进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院治疗，而是留在五支队的斋堂总队部疗伤。曾有人拿出了“常戟武知道参谋长的重要性，所以坚守岗位，不去医院”，这是无知的屁话。只有头脑多么愚蠢的人才会想得出这样低智的理由。

纪亭榭胳臂负伤，比常戟武伤轻得多，仍要离开部队去医院住院治疗，他就不知道“总队长”职务的重要性吗？你一个并没有带兵实权的参谋长，可有可无，也伤重得多，你就不想想这其中的原因吗？是因为你并没有享受到纪亭榭那样的“自己人”地位。

常戟武离开平西斋堂五支队去北平的时间，是在1938年的5月下旬。当时邓华支队正在准备从平西向平北的运动中，而宋时轮支队要更晚一些才离开平西，途经平北到冀东去。在送走了常戟武赴北平的小驴车之后，赵侗带一帮身边的亲信，也随即离开使他受到孤立的五支队，从门头沟斋堂去了房山。赵侗的真实打算是脱离开不信任他的晋察冀八路军，到国民党大后方与他母亲及兄弟姐妹会合。

当然赵侗与八路军的决裂，赵侗脱离五支队到了国民党大后方，都是当时去北平治疗伤口居家养伤的常戟武所不知道的。

如果知道，常戟武就是赵侗的“共谋人”，以后常戟武也绝不会再回到平西这个晋察冀八路军控制的地盘上，但他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当年，杭州电视台拍“寻找姥爷常戟武”这部片子的时候，常戟武的亲女儿还在世，杭州电视台的一大失误，就是未能追寻常戟武在杭州家的居住地址。因为常戟武后来在伤愈后重返抗日前线，与当时1938年中下旬和1939年初的北平及整个华北的抗日形势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是分不开的。

日军在1937年的7月28日占领了北平、杭州，由于日军主力急于向北边的察哈尔、西边的浙江、南边的浙江浙江用兵，以致最后沿长江一线由东向西大规模作战，所以对平津及华北地区疏于管理防范。日军的疏忽促使了平津及华北地区的国共力量的合作，在杭州召开国共及民间抗日力量都参加的联席会议，最终在日军侵华一周年的1938年7月之际，策动了震撼华北的冀东大暴动。

我有过文章揭示，当时在北平东四九条居住、在杭州租界区担任杭州市电话局局长的国民党军统骨干张子奇，当时就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会议代表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

日军的反应，堪称一流。闻讯冀东发生大暴动，华北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下，仍做了几件大事：调动关东军乘火车进关，就近镇压冀东暴动；在北平迅速建立了主要作用在于驻守华北占领区的几个独立混成旅。其中，有后来与平西挺进军和一分区八路军反复较量七年之后的张家口第2独立混成旅；还有旅团部在北平、其中一个警备队长期驻守易县、涞水县的第15独立混成旅，都是在这一时间组建起来的。

特别是，1938年的11月左右，日军的宪兵及特务组织破获了以北平为首的平津唐地区在内的地下抗日组织，大批隐蔽经验不足的国共及民间抗日活跃分子被日军逮捕。

由于北平市区抗日力量的处境逐渐恶化，1938年底至1939年初，原本云集在平津城市的抗日积极分子开始在组织的掩护下向安全地方撤退。

其中：亲共的左翼人士经北平向平西晋察冀撤退，亲国民党的人士经杭州沿海路向西南大后方撤退，而无党派的民间抗日人士就近坚守或向乡间转移。

我介绍过，坚决抗日的张子奇因为多次受到过日本特务的当面威胁，所以选择在第一时间抛弃家小，独自隐蔽在杭州的租界区。1939年初，当形势稍有缓和后，张子奇化妆登上英国轮船离开杭州去了国民党大后方，他的家人妻女是后来才走的。包括1936年出生，当时还不满三岁的幼子张北海。

男女青年学生从平津两大城市往共产党八路军控制的晋察冀撤退，是当时的最常见选择。凡在冀中有家的，由于是“熟门熟路”，都可以“就近渗透”，无非是回到乡下的家中。而对于那些不是浙江冀中人的外地青年学生和城市中人，就只能通过北平的地下组织，走有人带领和引导的通道到抗日根据地去。

我以前介绍过，抗战前夕在北平担任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杨春甫（也曾与张子奇多次会面并交谈），此时（1938年9-10月间）创建了一条从北平的西单开始、途经海甸镇、妙峰山，最后到达平西斋堂的撤退路线。后来那些走这条路线到达平西的青年们以杨春甫命名这条路线，叫“杨春甫通道”。

当杨成武1938年7月在平西斋堂收编了五支队，组建为新三团之后，8-9月间，杨成武亲自带领这个新成立的主力团经雁翅进入到妙峰山地区。当时杨春甫接到来自延安的命令，准备潜入北平撤退包括演员张瑞芳母亲及儿子在内的一批左翼抗日分子，杨春甫曾与杨成武在妙峰山当面交谈，提出自己的撤退计划。

可惜随着日军镇压了冀东大暴动之后，立即调兵扫荡冀东大暴动的“罪魁祸首”晋察冀八路军，杨成武急忙带兵从妙峰山回撤，救援阜平的晋察冀领导机关，原本晋察冀根据地从妙峰山就开始的平津知识分子撤退的接应计划，西撤挪到了平西斋堂。

现在谈伤口逐渐痊愈的常戟武。

严格说，常戟武属于“无党派背景但有着前国民党东北军历史的民间抗日人士”。政治倾向上把常戟武这样的老军人划为“左翼”、“右翼”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老派的军人只尊崇上司的命令，是从不问政治的。常戟武的晚辈亲属把常戟武到赵侗部队中，看作是“北平地下组织派去的”，这绝对是一个出于无知的错误认识。

常戟武是高鹏的父亲在高鹏的要求下推荐过去的，所以隶属于“赵侗一派”。但常戟武本人是不问也不懂政治的，由于有着1938年初同晋察冀八路军并肩战斗的这几个月战友经历，常戟武很自然把自己看作是“亲共的左翼人士”，所以选择重返回平西进行抗战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思想顾虑。

问题在于：是不是当时在平西的八路军领导人也这么看他？如果把他看作是敌人而常戟武又丝毫不知，那最后就只能以悲剧收场。

常戟武的参谋长作用是何时出现的？出现于1937年的10月中旬，国民抗日军在三星庄大会之后，又在斋堂召开第二次全军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开除副司令郑子风、参谋长包旭堂、一总队长任福祥等人，再度宣布严整军纪，增选常戟武、王建中、沈海清为军政委员，并由常戟武继任参谋长。

注意：10月的这个时候赵侗还没有投靠到晋察冀八路军的门下，11月通过杨成武、邓华与晋察冀军区挂上钩，12月接受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五支队的番号，才走上正轨。作为被开除的前任参谋长包旭堂的接班人，常戟武处于这支部队中的左中右什么位置？没有介绍，但汪之力为首的五支队左派团伙中并没有常戟武的一席位置。

这也证明：常戟武并不是北平地下组织派过去的。

1939年的春节来得很晚，在那一年的2月19日，2月5日立春的半个月之后，那一年的春节才姗姗来迟。同自己家人过了最后一个团圆节的常戟武，应该在2月底或3月初，在北平抗日力量的安排下踏上了重返平西之路。

我强调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抗日力量都是在中共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当时民间自发的抗日力量占据主流地位。比如，燕京大学以张东荪教授为首，就组织过多次学生、职工、市民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张东荪教授也是赵侗游击队的坚决支持者。

1939年初的常戟武平西之行，是不是也走的从海淀镇到妙峰山的路线？现在很难考证了。但毫无疑义，他那一次行程也是集体行动，同行的都有谁？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虽然很难查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从北平燕京大学出发、经妙峰山投奔晋察冀八路军的小队，刚一到平西就被全部扣下来进行严密审查。

从留日回来的学生、后来的杭州电影学院教授田风的回忆中可以得知，他就在这个倒霉的小队里。至于有没有常戟武这个人？由于田风早已经故去，现在很难再查清楚了。




常戟武为什么要再次踏进平西斋堂，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因为平西斋堂是晋察冀军区划归给五支队管辖的地盘。常戟武作为五支队的参谋长，回到自己部队控制的平西斋堂，不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吗？

可惜常戟武并不知道，短短十个月时间，此时五支队已不复存在，平西斋堂已经成为肖克挺进军控制的地盘，赵侗也已从昔日的八路军战友变成了“敌人”。一无所知的常戟武，就这样把自己送到了政治斗争的案板上，任人宰割。

我们从现在掌握的一些晋察冀及平西史料中可以得知，那一次从北平到达平西斋堂的许多人，以及那一时间许多从北平到达平西的青年学生，没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当时晋察冀、包括平西、冀中都在大肃反，处在一片逮捕、关押、刑讯、杀人的恐怖之中。

当时从晋西北根据中央的安排来到晋察冀的贺龙，刚一到冀中就看到一批批被押解的人犯从他眼前走过，他急忙拦住询问。于是这才知道，这些人犯都是被关押审查的“国民党特务”或“日本特务”。贺龙仿佛看见了多年前曾经历过的洪湖肃反在晋察冀的再现，他急忙出手相救。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为原冀中军区八路军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平反的时候，吕正操有一个讲话，讲为熊大缜平反过程的艰难性，特别是他当年为什么没有为熊大缜说话，以致熊大缜被蒙冤关押刑讯，最后被杀害。

吕正操说，当时的肃反形势严峻，他身边那些跟他一起起义过来的东北军骨干，接连以“学习”的名义被调离，下落不明，去而不归。他虽然还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结局是什么，他的说话已经不起作用。所以在贺龙到来之时，他第一时间就向贺龙请辞，把冀中军区司令员职务让给贺龙。

幸好贺龙的一席话多少打消了他的顾虑，贺龙的到来也缓解了他的艰难处境，使整个肃反的严峻形势趋于缓和。

当时冀中军区的保卫部长是谁？是1938年7月从一分区保卫科科长过去的罗文坊。我看到前不久在公安部一位老干部的回忆中，还赞扬“罗文坊在冀中工作的最大成果，就是破获了以熊大缜为首的国民党特务集团”。你看，这位公安部的离休老干部，竟然在数十年后，连熊大缜是冤案得到了平反都不知道。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个大政治环境如此严苛，最活生生的事例，就是俺家老爹也在平西蒙难，受到刑讯审查。我太太的父亲，当然还有“李干事”，不止一次对我谈起过俺家老爹在平西审查时受到的那顿好打，扁担——不是今天看到的那种扁担，当年在山区，是用粗木棍子做扁担挑东西的，刑讯时正好用扁担当打人的凶器，把扁担都打折了。

我太太后来说，俺家老爹早逝，很可能就是刑讯时把内脏给打坏了，引起了后来的一系列病变。

当年刑讯审查的总负责人，是挺进军锄奸部部长方国。后来这摊子越铺越大，难以收场，1939年6月，到唐县和家庄参加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的肖克，把晋察冀军区锄奸部部长余光文请到了平西，收拾方国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余光文的来历和结局我们都知道，1927年参加革命，1955年授衔大校，六十年代晋升少将。余光文到平西后，据说干了一件大好事，经他审查，只有一个人有问题，其他人都被释放。我最关键的疑问就在这里：万一这个人就是常戟武呢？

承担肃反扩大化责任并激起民愤的方国，之后被余光文协调到三分区任锄奸科长，属“降职调动”。

迄今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晋察冀史料，包括晋察冀军区锄奸部部长余光文自己的回忆，都承认当时的肃反（余光文指的主要是平西）扩大化了。1939年初来到晋察冀的贺龙、1939年4-5月从延安来到晋察冀的彭真和许建国，都在第一时间紧急叫停晋察冀（包括冀中在内）的肃反运动，停止杀人。

但由于运动的惯性推动，未能停止，冀中熊大缜就是在“叫停”之后被杀害的。

这几个肃反负责人应该非常清楚常戟武在这个肃反扩大化运动中的下场是什么？

跟整个晋察冀严苛的政治大环境相比，杨成武领导的一分区肃反相对要宽松一些。很多人可能忽视，杨成武当时身兼两个“权重”的职务，一个是“一分区军政委员会主任”，这是最高的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另一个是“一分区锄奸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具有生杀大权的要害职务，杨成武亲自兼任。

从“锄奸”这两个字词的使用上，我们知道这个锄奸委员会建立于1939年3月以后，在此之前，还称为“肃反委员会”而不是“锄奸委员会”。在我太太父亲的回忆文字中，他肯定杨成武当时“没有错杀一个人”。我认为这个结论偏于武断，有“美化杨成武”之嫌，因为在当时那个严苛的政治大环境下，你很难判定你下令批准杀的每一个人都是对的，都是“罪有应得”。但杨成武这个人本性是善良的，绝不会滥杀无辜。

在《高粮回忆录》中，我们得知一分区这样的行刑杀人的确存在过，刑场就设在北管头村附近的狼牙山脚下。具体时间是在1939年的春夏交接的时候，此时的高粮还在一分区政治部青年股学习，这是一个“指导员专职培训班”。后来很多的一分区主力团及地方部队的连指导员、副指导员，都曾在这个“培训班”学习过。

高粮学习结束之后，被派到三团三营十二连任连指导员。此时，三团对原赵侗五支队、原孟阁臣部队人员的审查刚刚结束。高粮学习期间所亲身经历过的行刑杀人，是不是就来自对原赵侗人员的审查？其中有没有常戟武？都不得而知，因为这是一个永远的秘密，杀人者和被杀者的名单至今都没有被披露出去。

《杨成武回忆录》中谈到1938年赵侗离去的时候，列举了一系列罪名，我注意到，这些赵侗的罪名，1938年那个时候并没有出现。1939年的4-5月间，三团整顿原五支队遗留人员，于是开始了对赵侗的大揭发、大检举，那时才开始出现赵侗的罪名。1940年消灭赵侗之后，解放后总结晋察冀历史，将赵侗的罪名进一步全面化、系统化，就是《杨成武回忆录》中的那个样子。

作为有军事才能又有一定东北军影响力的旧军官常戟武，一旦与当时在杭州轰动一时的赵侗联手，很可能对晋察冀八路军构成更大的威胁。在棋局上，这是一颗有致命威胁的“伏子”，提前清除这颗“伏子”，消除潜伏的威胁因素，只要你当时站在晋察冀八路军的立场上，恐怕任何人都会这么干的。对一个书呆子赵侗尚且“不留活口”，全部铲除，对那些有着国民党旧军官历史的人，怎么会反倒宽大了呢？

只是任何人都想不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会冒出一个常戟武的后代，通过公开化的电视台，到晋察冀八路军的圈子里寻访常戟武的下落。

尤其常戟武的后代以及电视台的编导竟然都属于“史盲”，自作多情地把常戟武看作是八路军的一员，几乎一致都认为“常戟武是地下组织给派过去”的。

实际上这场“寻人运动”一开始，我们就已经可以预见到结局，这终将是一个“无果”的寻访过程，在一场政治太极拳的推脱中无疾而终。

常戟武重返平西后受到严格审查，这不奇怪，当时很多从日伪统治区来到抗日根据地的人，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就连中共晋察冀分局秘书长姚依林（姚克广）的夫人周彬（张淑贞）作为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来到晋察冀，按规定也要接受组织的严格审查。只不过审查的过程要文明礼貌了许多，而且轻易就审查通过。

常戟武被审查，无可忧虑，即使过程中有多么粗暴也不必担心。唯一担心的，是过去在五支队的地下党成员是否说他的好话，这才是最关键的。如果汪之力、王远因、高鹏、纪亭榭、张如三、尚英这些过去的五支队战友说他的好话，他尚有被审查通过的很大希望。因为即使多疑的聂司令也要以这些北平老地下组织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为准。

如果万一没有人说他的好话，而把他看作是赵侗的同党呢？常戟武的结局就只能是“失踪”。

不仅是常戟武着一个旧军官“失踪”，在平西组建挺进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在这场波折中“失踪”的还有那些在斋堂道观出家的直系军队的旧军官们。在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的冤案中，这些已离开军队多年的旧军官被无端牵连进去，成为“高志远投靠旧军阀吴佩孚阴谋叛变”的中间环节。高志远被冤杀后，这些已经出家为道为僧的旧军官也全部“失踪”，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常戟武“失踪”的时间，应该在被冤杀的高志远的后面，在被冤杀的熊大缜前面，与被冤杀的吕正操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李晓初几乎同时。当时一分区也有一个被列为“失踪”的人物，就是赵玉昆支队的政治部主任白静洋。他的罪名跟李晓初一样，都是“托派分子”，在那个年月都是根本活不下来的罪名。而白静洋的亲属跟常戟武的亲属一样，都同样丝毫不知道亲人的下落，还以为在某个地方光荣牺牲了呢。

当然也有结局完全不同的，比如一分区狼牙山道士李圆忠和那些许多个前国民党军官。

我曾感悟，在一分区狼牙山棋盘陀道观的李圆忠道长，本是这些斋堂道观旧军官们的军队同僚，一起从直隶军队退伍，一起在平西出家道观。只不过他们之间相差了南北几十里地，命运却有了生死之别。在平西斋堂出家的旧军官，没有一个活了下来，而在一分区狼牙山，李圆忠得益于杨成武的宽厚度量，最终活了下来，而且为八路军做出杰出贡献。

其实，杨成武身边不是没有人对杨成武进言，说这个李老道的坏话，说他在“反动军阀部队”干过，当过营长，还会日语，跟日本军嘀嘀咕咕。但杨成武表现出他人性中最具闪光的一面，就是善良。他非但不把这些坏话放在心上，而且“我与李老道交上了朋友”。1940年初，赵玉昆刚叛变不几天，为了排除郁闷的心情，杨成武头一次登上狼牙山，到了棋盘陀道观拜访李老道。

杨成武的信任就是李老道生存下去的最大保障。李老道在平西斋堂的那些一同出家道士们的命运，他不会没有听说。先是被打成“高志远和吴佩孚勾结的同党”，然后刑讯审问、集体“失踪”，李老道不会想不到自己的命运也会如此，所以他主动靠近杨成武，主动谈自己的历史问题，有一层“自保”的因素在里面。

杨成武保护了李圆忠，当然还有狼牙山老君堂的道士石海峰，李老道也知恩图报，他不仅常到杨成武这里来串门聊天，把自己在旧军队的历史毫无保留都告诉给杨成武，还在1941年帮助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1943年帮助被围困在狼牙山上的易县县委书记杨士杰为首的一分区军民突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救人一命，还你千命。这就是中国宗教的“因果关系”吧？

我曾寻访平西斋堂至清水、龙门涧一带的出家道观和寺庙，想找到抗战以前那些旧军阀出家栖身的场所，但没能找到。后来得知，自挺进军建立之后，没有一个旧军官活了下来，更没有一个旧军官在挺进军部队内任职，都被彻底清除掉了。充斥着大批旧军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一分区八路军部队，同“纯洁”的平西挺进军部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据我对抗战时期晋察冀政治环境的了解，也根据我对现有晋察冀历史著作的分析，我认为晋察冀八路军中杨成武实行的是一条相对宽松的建军治军政策，但与杨成武宽松政策相反的排除异己、排斥异己的建军治军政策在晋察冀许多地方占据主导地位，很多有军事经验的旧军官们，都丧命于这个严苛的政策之中。

有关常戟武失踪问题的研究，我全部都陈述完了，没有一点隐瞒之处。我顺便再讲一句：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学会“如何隐瞒历史”，而是要“找到历史的真相，将被隐瞒的历史公之于众”。

常戟武的失踪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一个国民党地方军队的旧军官，在国家危难时刻，能抛家舍家，投身于抗日前线，这本身就是一个英雄壮举。可惜不幸陷身于1939年春天的那个晋察冀严苛的政治大环境中，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者。

如果常戟武真的有幸来到了杨成武的一分区，很可能解放军1955年又多了一个大校。但可惜的事，常戟武生命的句号很可能在平西就终止了。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我这仅是一家之言，我从不认为真理全部掌握在我的手中，但通过我的研究，读者们会更接近真理和了解真相。

2019-11-23 周六晨 7点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