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大变局：经济衰退之后的战争阴霾

时间：2023-03-17 12:58:01 | 来源：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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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仍然是一个由地理决定的地缘政治体，尤其是海洋，将比以往更加拥挤。”——罗伯特·D·卡普兰

2015年伊始，地缘政治风险不断被提及和关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风险报告则直接指出：地缘政治风险将是2015年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该论坛前几年的全球风险报告集中在不断膨胀的债务水平以及财政危机等问题上。然而今年，对国际冲突问题的担忧成为论坛900多名专家列出的关注重点。报告指出，过去数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地缘政治问题几乎从未对国际秩序构成过威胁，但在柏林墙倒塌25年后，它们重新回到了国际议事日程的中心。这也是2014年世界局势的延续，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美俄对峙，中日紧张关系以及“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崛起，2014年被称为国际冲突“灾难年”。报告警告称，已经到来的一年中极有可能出现国家间冲突、政权解体和国家崩溃。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从未如此深刻地影响全球命运。

国际格局深刻变化

虽然风险高危，值得庆幸的是并非所有的预测都会成为现实。但不可否认，从2014年年初的乌克兰危机，到此后“伊斯兰国（ISIS）”武装的异军突起，再到发生在利比亚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的不断政治动荡，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不断升级，地缘战略竞争正在不断加剧。虽然挑战不断，不过，竞争相关方都在尽量避免战略竞争上升为不必要的地缘冲突。但是，地缘竞争擦枪走火为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大增。纵观历史，每一次地缘战略竞争加剧的背后，都包含着国际格局变化的含义。

一、无极化

以冷战结束分界，二战后的国际格局经历两个大的阶段，而当前正处于国际格局的变动期。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美苏争霸为首要特征，以美苏各自为首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相互采取了除武装进攻之外一切方式进行竞争与对抗。此时，全球地缘冲突事件不断，一边苏联的坦克才开进阿富汗；另一边美国的脚就踏进了中美洲小国格林纳达。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让全世界笼罩恐惧之中。

冷战后，世界进入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单级霸权时代。美国的全球超级霸主地位意味着权力的同时也包含责任。美国最大的责任就是主导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工程，即所谓的“全球化”。一方面，美国依照自身的需求建立并执行一套规则，管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美国也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积极干涉国际事务，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单极领导之路。美国作为拥有经济、科技、军事、政治和文化诸方面巨大优势的唯一超级大国，以前所有为的雄心塑造美国治下的世界。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中，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发生，全球经济贸易迅猛投资发展，虽然地区内冲突不断，但在美国干涉下并没有发展为全球威胁，世界相对和平。

“美国治下的和平”使全球化得到了快速发展，1990-2010是全球化的黄金20年。全球化带来前所未有的长期全球经济增长，使得一批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之间形成普遍、广泛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以上都成为国际权力分化重组的重要前提。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权力转移的进程。美国前财长罗杰·奥尔特慢在《外交》2009年第一期撰文指出：“金融经济危机是美国和欧洲遭遇的重大地缘政治挫折，世界重心加速偏离美国，全世界正脱离单极体系。”此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于2008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无极时代》一文，指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支配国的地位已经丧失了，其权力正在分散，世界开始进入无极时代。根据哈斯的理解，在无极时代，由于在国际上拥有并使用权力的行为体增多，从而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多中心化，甚至出现了无中心化的趋势。权力和影响力的剥离越来越明显。比如，美国军事实力依然强大，但在许多领域根本无法使用，它无法用大炮坦克迫使其他国家在世贸组织谈判中让步。相对而言，其他国家虽然军事实力远不如美国，但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中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民族国家丧失了对权力的绝对垄断，遭遇来自非国家武装、全球和区域性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重挑战。权力的分散导致了国际治理难度的增加，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冲突激化。

二、全球“弱领导”时代的来临

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国际社会力量对比正趋于均衡，未来世界将进入“G0时代”，即没有超强大国的“无极化时代”。不过没有领导的“G0时代”将是对国际关系的重要考验。根据政治铁律“再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当前的国际社会虽无政府但有秩序，需要高成本来维护。而进入“G0状态”后，国际社会可能进入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时代，国际社会未来的风险加大。

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里，美国创造并领导了一套几乎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美国不仅将世界大部分国家(除了苏联以及当时受其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带入了美国搭建的机制中(如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关贸总协定)，而且在之后几十年都保持着在这些协定中的主导影响力，这也是美国霸权构成的重要部分。

但是新兴大国的崛起终结了美国单极霸权的时代，受到国内累积的债务、迟缓的经济发展的影响，美国试图塑造国际秩序的努力也显得力不从心。金融危机后，政府采用巨额的财政救助来拯救金融部门，积累了1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美国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导致大家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减少。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不利，显示了美国军事上的局限性；对“阿拉伯之春”的大吃一惊，显示出美国对传统战略重心控制力的下降。随着美国可以在全球投入资源的减少，美国软实力的政策制定和威信也正在减少，以美国模式为蓝本的“华盛顿”共识的吸引力开始减弱。

除美国外，传统的世界秩序领导者欧洲，则深陷债务危机自顾不暇。他们希望有人来分担他们的“世界领导者”的重担，但是新兴国家还没有做好承担如此重任的准备。国际社会没有领导的“霍布斯”状态将更为不确定。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其《2011年度战略报告》 (Strategic Survey 2011)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观点。IISS认为，美国实力下降造成了地区分裂。根据安全挑战形势的不同，由有意愿和现实可行的相关方组成的联盟将千差万别。也许我们未来十年将面临一个动荡不安、矛盾叠生的世界。

从全球化到区域化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经过近20年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最深刻的当属全球正在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形成的一极世界向全球分化、多区域化转变。

一、美国全球化的退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与秩序，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的推广与美国维持其霸主地位也相辅相承，一方面美国产业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使得美国工业和农产品，技术和价格存在较大优势，美国需要广大的市场来推动其贸易的发展。全球化让世界其他地方大量购买美国物品，支撑了美元的贸易世界，并日渐主导；之后，网络技术革命的到来，从技术到产品，再到网络游戏规则的多重垄断，美元再获强力支撑。再之后，美国“金融创新”不断增长的美国国债、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堆积起来的巨量金融衍生产品，刺激了世界人们用美元购买它们的狂热，又一次拖住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很可能终结美式全球化进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处于衰竭退变期，将随着此次危机的结束而走向终结。他认为，进入美式全球化体系后期，金融主导实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金融化下，金融强国充当全球食利这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金融工具区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当全球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进入经济萧条期。此外，资源高消耗是美式全球化的一大特征，这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在美式全球化体系下，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控制了全球主要资源和定价权，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造成依附性边缘国家贫困，这种不平等结构，导致了全球性的不稳定。此外，滥用暴力和强权秩序是美式全球化的第四大特征，美国不断发动战争，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长期过度的军事开支，成为压垮美帝国的重负。以上构成了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从新生、成长、壮大到衰老的生命过程和独特印记。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

美国主导全球化体系的退出，意味着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的阶段”。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坦称，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阶段”，未来的时间将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形成多边主义。对美国全球化退出后的情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3年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曾作出预判，报告认为，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

二、全球化消退的因素

除了全球化周期本身的生长消亡周期，还有一些因素加速了全球化退出的进程。一是，经济保护主义可能重新抬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对“货币低估”国家输美商品征税的提案，此举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将对自由市场造成沉重打击，导致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无法取得成果。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还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向企业提供帮助，防止“去本地化”；采取农业补贴政策；提高对进口制造品的质量认证标准，并强制执行额外的植物病防治措施，以应对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产品的大量涌入。未来五年贸易战很可能演变成经济保护主义，进而导致世界贸易的萎缩，最终迫使经济全球化走向终结。

英国著名全球经济专家阿兰·鲁格曼在《全球化的终结》一书指出，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新区域主义”及其作用正在凸显，它正在逐步取代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双边主义。他断言，虽然存在着一些推动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但是更存在着极强的文化和政治壁垒……对于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其他生产部门和所有的服务业而言，区域化比全球化的意义更大。

地缘竞争激化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从全球体系到区域体系的分化。为了应对区域化趋势加强的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在调整。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引发了一连串地区地缘竞争激化并在持续发酵。在东亚，美国“重返亚太”，将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复杂化，并主导推动TPP，打乱东亚一体化；在东欧，乌克兰自古就有“地缘政治中心”之称，至今它依旧是俄罗斯和美欧争夺势力范围的焦点。2014年的克里米亚公投使得一直隐匿于后的俄美欧等“幕后大佬”走向了台前。美国“相对撤出中东”以及中东“强人政治的倒台”导致中东恐怖主义势力蔓延。

一、从自由贸易到规则贸易

经济上，美国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转向推动规则贸易，贸易争端频发。冷战后，美国奉行全球贸易主义，试图将自由市场推向全球，推广美国的价值观。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2001年中国加入WTO就是美国推行自由贸易“普世价值”的重要体现。但是全球化没有达成美国最初的设想，反而使中国、欧盟等受益。世界经济中心越来越转移到亚太地区；欧元区则在这十几年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挺过了欧债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却经历了产业空心化，并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正因如此，为了在后危机时代重塑美国对国际经济的“领导地位”，美国正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向：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转向推动规则贸易，用以美国标准设计出来规则来扩大贸易、推动其影响力、推动其价值观的战略目标。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此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诸多边服务贸易协定（PSA）等，都是美国建立新版外贸投资国际规则的工具。美国将亲手结束长期主张的无差别的自由贸易，建立有选择的“规则贸易”。由此，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以中国为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不仅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受阻，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措施也是层出不穷。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多次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并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

二、地区强国加强区域整合

随着美国国力下降，原有的单极世界秩序逐步解体，全球开始向多极世界转型，新兴的“区域豪强”试图挑战没落的“全球霸主”。在此背景下，一些地区强国有意加强区域整合，以便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

比如在北非，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提出要建立“地中海联盟”，希望以此成为联结欧洲和非洲的枢纽。而法国可以通过充当这个联盟的领头羊，扩大自己在欧非两大洲的影响力。但这一计划遭到了利比亚的反对。2011年以来，法国确定把推进“地中海联盟”作为既定的外交战略，这需要清除卡扎菲这个最大障碍。同样重要的是，利比亚的石油行业是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主要投资市场。干预利比亚，可以提升法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国际形象，还能使其在利比亚乃至整个地中海和非洲地区的利益得到更大保障。因此，在推翻卡扎菲政权上法国出尽了风头。从率先承认利比亚的反对派到积极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达成对利比亚实行“禁飞区”的决议，进而带领北约空军对卡扎菲的军队进行轮番轰炸。

一些区域性组织也在积极发声试图争取“权力真空”时期的主导权。比如海湾合作委员会自中东的话语权不断增长，尤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政治变局之后；东亚地区主义增长，拉美一体化甚至带有了排美色彩，就连一向被视为落后的非洲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此区域一体化进程。在有关利比亚问题上，非盟决定以不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的方式表达反对在利比亚实施禁飞区决议的立场。

三、美国战略调整

为了应对区域化趋势加强的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在调整。2012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卸任前明确表示，“过去10年美国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在对抗安全威胁上，但是现在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即将结束，目前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应对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7]一方面，美国的战略收缩导致了一些地区的失序和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在美国重点介入的地区，国家间紧张关系加剧。

1、战略收缩造成失序

随着美国离“能源独立”的目标越来越近，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也更为灵活，并开始实施“相对撤出中东”的战略举措。随着美国2009年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击毙本·拉登，并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在中东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自2011年起阿拉伯世界昔日的政治强人纷纷倒台，本·阿里逃跑、穆巴拉克被抓、卡扎菲被杀，强人统治政治虽然并不民主，但是稳定了本国的政治秩序，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些国家的动荡和变革后，正等待着新一轮权力分配和政治变革，各方势均力敌，如何重整新的格局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中东权力真空为恐怖主义留下了生存的空间。

当前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此迅猛发展。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伊斯兰国”的崛起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战略转移造成激化

2012年以后，美国战略最大变化之一就是重新转移到亚太。实际上，自2011年下半年起，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管齐下，“重返亚洲”战略进入实质性阶段。此后，亚太的紧张局势，南海问题始终“高烧不退”。面对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亚太其他国家，安全问题则是美国的主要抓手，通过安全问题和军事问题来挑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自2013年年底，乌克兰局势骤然升温，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自古乌克兰就有“地缘政治中心”之称，至今它依旧是俄罗斯和美欧争夺势力范围的焦点。此次俄美欧针对克里米亚“火药桶”的角力之中，乌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地缘屏障和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同时，作为俄罗斯与美欧的战略缓冲地带，乌克兰对欧洲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举足轻重。近年来，美欧频频插手乌克兰问题，更是以北约、欧盟“双东扩”为手段，不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乌克兰国内骚乱后的克里米亚公投使得美俄“短兵相接”。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美国和俄罗斯不断努力用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取代冷战时期的对抗。这种“伙伴关系”历经科索沃、伊拉克、格鲁吉亚等问题的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经过不断地修补、调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使得这两个大国重新达成一种不稳固的共存关系。但此次乌克兰危机使得美俄关系跌至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谷底。很多国外观察家认为，这即使不是一次新冷战，美俄关系的下一次调整也遥不可及，两国将在未来长时间内保持旷日持久的对抗和疏远。

3、来自中国的挑战

而从2014年年初开始，世界排名前列的中国最大三艘挖泥船出现在赤瓜礁和东门礁，在这两个岛礁进行填海作业。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动员了十几艘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抽吸式挖泥船，赴南沙几个岛礁进行“建设性”的作业。2014年7月以后，南中国海消失了六个礁盘，诞生了七个真正的岛。它们分别是：南薰岛、东门岛、华阳岛、赤瓜岛、永署岛、美济岛。根据2015年4月17日的高分辨率卫星图片显示，在南海的渚碧岛，堆沙而成的岛礁上，一条3300长的机场跑道已经初具雏形。永暑岛形成了一条3000米长的跑道。至此，中国“建设性”解决南海问题的轮廓终于显露出来。那就是通过填沙筑岛，在南沙修建六个以上的人工岛，其中永暑岛、渚碧岛、美济岛均修建跑道长度高达3000米的大型永久岛屿机场。

中国在南海以永暑岛、渚碧岛、美济岛为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三者重叠区域基本覆盖整个南海地区，建成后，会遥相呼应，形成一个稳固的战略铁三角。如在每个岛上部署一个大队的8~10架歼-11等三代机，三个基地就可部署有一个团的24~30架三代机，外加反潜机、预警指挥机等机型，可在整个南沙群岛海域形成海空优势。整个重叠区域三个基地相互策应，形成三足鼎立的铁三角，其强大威力，足以成为美国海军力量在南沙群岛挥之不去的噩梦。

同时，中国还在西沙扩建了永兴岛机场，作为未来南海的行政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8月16日卫星图片显示永兴岛的机场跑道已从2400米延伸到3000米，可满足轰6K轰炸机全挂载起降。跑道旁边扩建的机库，也能滿足苏-27/苏-30系列重型战斗机的入驻需要，而过去永兴岛机场仅能部署歼7和歼8战机。海军航空兵每年可组织歼7、歼8、歼11B，苏30，歼轰7等战机上岛驻训，大大提高中国在南沙，西沙防务能力。

中国的第三代战斗机进驻南沙各机场后，其作战半径可以全面覆盖美军在菲律宾的海空基地，越南在金兰湾的基地，以及马来西亚在加里曼丹岛的基地，整个南海空域尽在中国海空军掌握之下。从赤瓜岛附近向南仅仅几公里，就是一条深不见底，长达上千公里的大海槽。这七个人工岛屿，三个堡垒机场建成后，将对中国的战略潜艇核力量提供严密保护，使得中国海军094战略核潜艇得以无障碍进入南中国海通道，成为中国战略核反击的预设阵地。当中国的海军力量真正前推到南中国海的时候，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优势正在逐步消失，中美在互相的战略猜忌中将会发生越来越多的摩擦，南海将成为一个越来越热的火药桶。

总结

由于经济的衰退，整个世界都开始流行对政治制度的怀疑和不满；全球央行在干涉了长达7年之后，将陷入无以为继的地步，无论是债务规模，央行持有的负面资产，以及经济的衰退症兆，全球此起彼伏的动乱，都已经昭示着，我们可能会进入全球第三次危机。各国政府的权威受到冲击，在此状态下，各国政府的行为会更大程度上被民意所左右，对外关系上将更多展示“肌肉”而非协商和解，因此各国间的合作的难度加大，政治动荡将更为频繁，世界将越来越难以管理。著名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D·卡普兰警示我们，越是在动荡的年代，地图就越显得重要，它虽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却是智慧的开端；认真思考历史的逻辑，就能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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