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浅谈宋代海外贸易

时间：2023-03-17 10:16:01 | 来源：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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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宋朝海外贸易研究小组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六年，在陈桥驿的兵变中，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宋朝享国319年，虽不为大一统王朝，整个宋朝却占世界的GDP的65%1，这与其海上贸易的繁荣密不可分，这在实行海禁政策2的中国封建时代是极为难得的，下面笔者将简析宋代为何海外贸易如此发达。

1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海外贸易的发展成为一种必然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超过了前代。商业性农业是宋代农业生产中重要的新发展, 也是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商业化与专业户的增加促进了宋代工商业的兴盛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

1.1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宋代的农业生产较唐代大为发展。主要表现在产量的增加, 垦田的扩大, 生产技术的改进, 水利设施的兴修, 优良品种的引进, 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另外, 农业的商品化倾向与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是宋代农业生产中重要的新发展。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依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而形成一些专业化经营区域是宋代传统农业的新特征。农业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足以进行交易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宋代的手工业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与前朝相比较,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分工更加细密, 产品产量与生产技术都有明显提高。另外, 宋代制瓷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中国瓷器制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产品的丰富为宋代海外贸易提供了物质条件。

1.2 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体系的建立

宋代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及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 表明该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 城市人口膨胀, 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 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 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 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 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 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 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 以草市— 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

1.3 贸易结构的多样化和贸易经营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 社会商品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动, 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进入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 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传统贸易商品———瓷器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 也是生活用品而且大量出口。

2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宋代在数学、物理学、火药和火器的制造与应用、天文、地理、生物学、医学、矿物学、农学、建筑、冶金、机械、纺织、陶瓷、造船、指南针、印刷术等科学技术领域, 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宋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海外贸易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其中, 宋人在造船、指南针、印刷术等方面的成就, 直接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2.1 宋代造船业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条件

宋代的造船业处于中国古代造船史的第二个高峰, 造船技术远远居于世界前列。宋代已造出万石以上的大船。南宋海船最大载重量可达数万踌斛。宋代船只选材优良, 制造精湛, 结构合理, 船体坚牢, 所以即使是小一些的船只也能够安全驰骋于海上。造船业的发展, 大量民间船只的存在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优良的交通工具, 大大便利了民间商人开展海外贸易的活动。

2.2 指南工具的发展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代开始, 指南工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指南工具有了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人工磁体代替天然磁体, 二是磁针代替了磁勺。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北宋时的指南针有指甲法、碗唇法、缕悬法、水浮法 4 种。南宋海船上已经使用了针盘。指南针是全天候的导航工具, 开创了航海史的新纪元, 推动了中国和世界海上贸易的发展。

除了以上客观原因的推动之外，宋朝政府由于不抑土地兼并，赋税主要仰仗海外贸易，因此许多推动海外贸易的政策应运而生，笔者简单整理了部分，鉴于表现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

首先，宋政府派出使臣往南洋诸国去“勾招进奉”，博买物货，建立经济贸易联系。雍熙四年，太宗“特遣内侍八人，齑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诸国勾招进奉，博香药犀象珍珠龙瑙。每纲齑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各处赐之” @。派出这么多的使者，往这么多的国家去招徕外商，其规模是空前的。同时，地方上的市舶司，亦有派出官员出国招徕外商的职责。福建路市舶司就曾依“崇宁二年朝旨”，派出刘执等官员前去“罗斛（今泰国）、占城（今越南南部）说谕招纳” @，取得了扩大和占城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并且新建立起与罗斛国的经济贸易往来的成果。

其次，对于已经来到中国贸易的外商，则采取种种措施招诱安存之”。诸如建立迎送、奖励、拯灾等等条例，犒劳抚问外商鼓励和褒奖为海上对外贸易作出显著成绩者。其具体做法是

、迎送制度在商船驶抵距广州尚有七百里溽洲时，驻在溽洲的望舶巡检司就上船表示庆贺，“馈送酒肉” @，并防护送至广州。到每年发舶月份（一般是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 “依例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由市舶司和地方行政长官宴送诸国蕃商。逢到外商特别集中的时候，中央政府还派出特使进行抚问犒劳。如大中祥符二年，“广州蕃商凑集”，真宗就曾特“遣内侍赵敦信驶驿抚问犒设”．。南渡以后，一度认为这是一种“枉费”，在建炎二年曾予废止，但到建炎四年，广南市舶司则以为废止宴送制度“无以招怀远 116

人，有违祖宗故事” @，从此设例宴犒送外商未有间断。

、褒奖制度对于招徕舶船众多，为政府增加税收有显著成绩的商人，由市舶司报奏，中央批准给予补官褒奖。其条件是“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国（今阿拉伯）商人囉辛贩乳香缴纳入口商税达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为政府收息钱九十八万缗，都曾受到补承信郎的褒奖。

，拯救制度商船遭受灾害，宋政府采取种种拯救措施。北宋初期，这种拯救措施大多是临时性的。如真宗时，有外商船舶遭到风害，展转飘泊至琼州，粮食也断绝了，求援于广西转运司，属吏认为“风波不可期”，甚感为难，转运使胡则本着“彼以急难投我，可拒不与耶”的人道主义精神，借钱三百万缗，救济蕃舶顺利返归@。到元苻年间，宋政府下达诏令：“凡蕃舶为风飘著沿海州界，若损坏或舶主不在，官为拯救，录物货，许其亲召保认还”。并且还订立了“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 @，从此拯救制度开始有了敕令条法的规定，使之法律化了。

建立这种种“招诱安存”的条法制度，其宗旨是“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这些条法制度确曾促使外商船舶来中国贸易者日趋增加。北宋初期，福州是东南沿海比较重要的港口，每年来华贸易的外商船舶不过“三两隻”多南宋中期，泉州的海外贸易发展起来，大大地超过了福州，每年来华蕃舶达“三十六隻左右” @，比北宋初期的福州口岸来舶数增加了十倍多。

赵宋政权开国不久，就确立起“制其钱谷”的经济方略，把财权集中于中央。在“制其钱谷”方略思想指导下的海外贸易，只能是实施政府统制的政策，不能允许外商自由出入贸易。宋初为了确立政府统制的体制，连续下达诏谕，明令舶来品“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如“敢与蕃客货易，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多即使官吏请托市舶官传语蕃长所买，亦令禁止，“如违当重置其法”。外商如果未经缴纳入口商税而“敢取物货者，虽

一毫，皆没其馀货”，并且“科罪有差” @。同时，又陆续修订了市舶法（或称海舶法）、盗贩法、漏舶法等等条例法制，把海外贸易置于政府绝对统制之下。

对船舶的统制，凡舶船进入中国政府规定的海面，即受望舶巡检司寨兵的防护，驶进指定的港面停泊，巡检司差兵监视，名之日“编栏。”商人向市舶司申报物货，市舶监官亲自登船莅视，照章征收入口商税，谓之“抽解”。抽解之馀，再按商品类别由政府收购一定成数的商品，即所谓“抽买”。抽买之后的商品，商人“始得为己物”。凡驶离中国口岸的船隻，起发前须向市舶司申报登记，领取公据和公凭引目，政府派点检官上船稽核，检查违禁物货。再由覆视官进行复查，点检官复视官要在船舶驶离规定洋面时，始得离船回归，谓之 “放洋”。编栏一抽解一抽买一一放洋等四个环节，构成对舶船管理的组织体制。

对舶来商品的统制进口商品在完纳入口商税之后，按三种情况进行抽买。第一，分禁榷品与非禁榷品，珍贵奢侈品与军用物资属禁榷品，“要尽数抽买”第二，非禁榷品又分粗细两色，细色货抽买率高，“粗恶者恣其卖勿禁”第三，凡是“中国有用之物”及“民间常使香货”都多数博买。抽解和抽买的商品，绝大多数上供到京都，一小部分由市舶司就地出卖缴钱入国库。“海货上供者山积”，宋政府在京都专置榷易务承受处理，部分供皇室宫廷享用和官办手工场作原材料，部分则由榷易务“稍增其价，听商人入金帛市之，恣其贩鬻” @。榷易务实际上是宋政府统制舶来商品的专卖批发机构。宋政府通过抽解、抽买和专卖，把大部分进口商品掌握在政府手中，一方面保证了宫廷的挥霍享用，另方面获取大量利润增加财政收入，在太宗时榷易务岁入专卖利润已达三十万至五十万缗@。“中兴岁入二頁万缗"@，相当于绍兴末年全国酒课收入的七分之一，或全国盐课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

在统制海外货易过程中，制订执行一个合理的相对稳定的税收政策和抽买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较为稳定的税收政策和抽买政策，既能增加政府应有的收入，又能保障外商来中国贸易的利益，有利于招徕外商。宋政府征收入口商税率，据《萍洲可谈》记载，“以十分为率，真珠龙瑙凡细色抽一分，碡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宋会要》说，“细色值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馀粗色都以十五分抽解一分”。由于“南渡后经费困乏”@，在绍兴十四年，

时措置提高税率到十分之四。但在实施过程中外商“陈诉抽解太重”，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国王亦寄书给市舶官，提出“近年商贩乳香颇有亏损”，要求降低入口商税率。实践使宋政府重新认识'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同时市舶税收又必须有利于“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因此》在绍兴十七年就诏令三路市舶司恢复“细货依旧抽解一分，馀数依旧法施行”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到，入口商税率是时有变动的，大体上最高不超过十分之一，最低不少于十五分之一，一般以十分之一为常率。

经过抽解和抽买后的舶来品，在市舶司所在州内“举民间交易”就“听其往还”不再纳税了，而到内地贸易，则按章程在当地税务部门要另纳商税。建炎三年，入内地贸易商税有所

宽，即凭市舶司放给的公凭引目，可免两州税。商税率则和国内商人一样，不受吱视。必须指出的一种情况是，外商往往借口上京都“进奉”而要求免征沿途贸易商税。天禧元年大食国商人麻思利就是这样做的。对此，宋政府是把“进奉”和“贸易”分开处理，沿途贸易商税原则上不予放免，但鉴于带有“进奉”，又特别“蠲免一半”，以示优惠。

抽买政策的情形比较复杂，不同商品的抽买率是有区分的，而且还牵涉到抽买价格与

场价格的差额问题。一般地说，抽买率偏高会受到外商的抵。如规定“象牙重及三十斤，抽解外尽官市”，外商抵制这项政策，往往是“有象牙稍大者，必裁为三斤以下”。孝宗时一度对细色货抽买十分之四到十分之六，而且“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 @，致使在相当长时期内，外商“所贩止粗色杂货”，细色货数量显著减少，影响经济交流。

综观上述，可知宋政府制订的税收和抽买政策，既注意到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注意到保证外商的一定利益。在有所偏高时，及时调正，使税收率和抽买率在总体上趋于比较稳定，从而促使进口商品品种不断增加。北宋太平兴国时入口商品品种只四十五种，到南宋绍兴时期已达三百二十馀种，增加了六七倍。值得注意的是宋初很少见到的“为民间常使的物货”，如普通药材苍术、杏仁等等，以及木材和棉织品，到南宋绍兴年间已为数不少，单吉贝布、番布等纺织品就达三十余种。贸易地区亦不断地向北延伸，．宋初只开广州港，后来先后开放杭州、明州（今宁波市）、泉州港，到宋朝末年，除上述港口外，还陆续开放秀州的华亭（今上海松江县）、澉浦（今浙江海盐县）、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县）、上海，江阴及北方密州的板桥镇等十余个大小港口。商人的交易额亦发展到一个相当规模，阿拉伯商人蒲亚里，

次单贩运大象牙就有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按官价贸易额达五万余贯之巨．

此外，作为推行“招诱安存”方针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对蕃坊的有效管理．外商来到中国，在完纳入口商税之后，“许其居止”，“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他们聚居的地方，

叫做“蕃坊”。宋政府规定外商住居在商船停泊之处，不许任意在城中住居，所谓“化外人法不当城居” @。但事实上在城中和汉人杂居一起的。“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定居城中。“海獠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瑜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其非吾国 118

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 @。可见不仅有在城中居住，而且居室宏丽奇伟，蹌越了宋政府的禁约。

蕃坊置蕃长一人，其职责为“管理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人员是由宋政府委派外商担任。熙宁五年六月，广州蕃坊蕃长大食国人辛押沲罗氏要归国，奏请宋政府简选后任，神宗令广州裁度。委派的人选，政府是听取外商意见，直至由他们推荐。熙宁六年，大食国人都蕃长蒲施波慈氏，荐其子麻忽代替自己，宋政府未予许可。蕃长的服式礼仪，都是遵照中国制度的，“巾袍履笏如华人” @。

住唐的外商允许与中国女子（包括宗室女子）通婚。大商人蒲亚里娶的是神宗朝右武大夫的妹妹。广州蕃坊一个姓刘的外商，娶的是宗室女子。到元祜年间，哲宗作出“三代必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的规定。外商犯罪，“其蕃长得自治”，但“必须以汉法从事” @。

“苟在吾境，当用吾法”．。《萍洲可谈》具体记述了“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缚之木梯上以藤杖之，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的情况。侨居中国五世以上者，若遇死亡，其财产继承权依市舶法，“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嘱者，并依户绝法，仍入舶司拘管”。未及五世者，则允许其仆役护送回国。高宗时明州境内有蕃商病死，遗资财巨万，明州知州兼沿海制置使嗣秀王赵伯圭，“戒其徒护丧及赀以归” @，政府分文不取。

住唐者多了，侨居时日久了，外商对子女教育问题就有所要求。中国先进的文化，更为外商向往。宋政府尊重外商的愿望，考虑在广州和泉州兴建蕃学。《铁围山丛谈》记载说：

“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 @。宋人笔记《中吴记闻》也有关于蕃学的记述。

府从本国的主权和法律制度出发，尊重外国商人的民族习俗血制订的对蕃坊管理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大食国商人蒲希密等许多外国商人，就是在得到广州蕃长寄书去招谕以后，来中国“阜通远物”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 @。

通过分析宋代海外贸易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可以看到宋政府“招诱安存”外商，统制海外贸易，确实达到了“以济经费” @增加国库财政收入的主观目的。如“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而市舶年收入就达“二百万缗”@。而且、在客观上保进了海外各国和中国的经济交流。据《宋会要》记载，在绍兴三年，宋政府规定起发上送临安和就地变卖的商品有一百六十余种，其中八十多种是民间常使的普通药材，反映南详诸国经济在宋代人民生活中影响的一个侧面@。尤其对东南沿海城镇社会生活引起的变化更为深刻，南宋人真德秀在给枢密院的《措置沿海事宜》奏状中，称泉州当时是“酒食店肆，色色有之”，出现居民和海舶商人“交通贸易”的热闹景象@。他的学生刘克庄记述泉州是一个“以蕃舶为命”的城市@。到南宋末期，浙江沿海的澉浦居民，也“不事田产”，“惟招接南海诸货，贩运浙西诸郡，

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 @。可说，宋政府所制订推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促进了我国的海外贸易事业，使它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对宋以后我国的海外贸易也有其积极意义。